学术研究
提升闽南文化的关键人物——南侨陈嘉庚评述
侨联网 发布于 2009-12-17

一、前言

  中国民系(闽南)文化节暨第二届中国泉州“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节的相关活动于今年元宵前后在福建泉州举行,笔者承邀参与盛会,得以感受闽南优质文化的蓬勃气息。上个世纪以来,闽南文化与教育水平逐年提升,致人才辈出,造成人文荟萃之地,其重要关键人物应属闽侨陈嘉庚的贡献。
  笔者来自台湾,对陈嘉庚的了解多阅自大陆学者的研究报告,其一生事迹中尤其令人敬佩的是其在海外事业有成之时,仍不忘家乡文化教育的落后,愿意倾资兴学,为闽南文化教育的提升作出重要的贡献与影响,在侨居地为维系中华文化,积极参与华侨教育事业并鼓励华侨子弟回国就学,当祖国有难时,总是一马当先筹赈救亡,表现无私无我的爱国精神。
  陈嘉庚从1874年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的出生到1961年北京逝世,其一生经历辛亥革命,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三个时期,每个时期都扮演不同的历史角色,本文限于篇幅,仅就辛亥革命前后,其爱乡爱国,维护中华文化,奉献教育事业的重要事迹略述一二,匆促成稿,尚请专家学者惠赐指教。

二、关怀闽省政局积极筹款救乡

  辛亥革命时期,华侨追随孙中山,纷纷参加革命活动,对于推翻帝制,建立民国起过重大的作用,孙中山所称的“华侨为革命之母”,①已成为评价华侨伟大贡献的名言。福建是我国主要侨乡之一,闽籍华侨广泛分布于南洋各地,人数众多,不但在侨居地积极参加和支持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而且还返回国内进行革命活动,对福建侨乡的辛亥革命运动起过重要作用。辛亥革命时期,海外华侨的总人数约五六百万。据《东方杂志》估计,1907年华侨总数达到6,317,389人,②又据清末官方估计,散处世界各地的华侨人数“不下五百余万”,③其中90%以上分布在东南亚地区,其次分布在美洲、日本、澳洲、南非等地区。华侨籍贯几乎全为广东、福建籍,其他省籍的华侨人数所占比例极小。福建籍侨胞人数约占华侨总人数的40%,④约200多万人,主要侨居在菲律宾、缅甸、英属海峡殖民地(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槟榔屿等地)、荷属东印度(现印尼)婆罗洲等地,侨居在暹罗、印度支那地区的闽籍华侨相对较少,但也有一定数量。
  闽籍华侨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表现杰出,其中不少人直接参加了光复各地的武装斗争。福州、厦门、泉州等地的光复起义,都有归国华侨参加发动和领导。⑤就福建籍的南洋华侨来说,大多数人是说闽南方言的厦、漳、泉人士,少部分是属于福州方言、兴化方言和客家方言群体的人士,他们又比较集中地分布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和菲律宾,而新、马正是海外华侨支援辛亥革命的中心,所以上述地区的闽籍华侨中出现了一大批忠实追随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骨干分子。
  闽籍华侨在南洋多从事于商业贸易,其中不乏富商、资本家,他们有的原来就是当地华侨社团的领袖,具有号召和影响力。如陈嘉庚、陈楚楠、吴世荣、黄金庆、陈新政、郑螺生、李源水、庄银安、徐赞周、萧佛成等著名革命骨干,都属于这一阶层。因此,闽籍华侨在建立革命组织和筹款助饷方面能有特别重要的贡献,应当充分肯定华侨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作用。⑥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以后,中国各省相继独立,捷报传到海外,广大侨胞莫不欢欣鼓舞,随即出现了筹款支援国内各省光复斗争和革命政权的热潮。“马来西亚广大的侨众投身于实际的反满行动之中;成千上万的人剪去辫子,焚烧代表满清的龙旗,并蜂拥而出向革命军捐献款项。”⑦1911年11月,福建光复,闽军政府建立,百废待举,需款孔急。军政府建立了专事筹款的“筹饷局”,由黄乃裳兼任局长;闽都督孙道仁发表《致南洋兄弟父老书》,请求南洋支持新政权,“更集巨款,克日汇闽。”新加坡闽侨积极响应,在陈嘉庚、陈楚楠、陈祯祥等人的首倡下,于11月13日齐集于源顺街天福宫,召开闽侨大会,讨论募款救济闽省问题。该日出席会议者不下千余人,以天福宫正董陈武烈为临时大会主席,议定组织福建保安会,强调筹款主要是在帮助闽省军政府维持地方治安,并议决公举成员20名,且此20名有权加以举派他人协同劝捐。⑧当天会场上捐得2万圆叻币汇往福建新政府应急。此后,陈嘉庚领导的保安会“月余之间,计汇去二十余万元”,“由是民气更形兴奋,各处地方安定如常。至全省光复,只福州小有纠纷,立即平息,死伤甚寡。”⑨
  福建保安捐是具历史性的民族主义的政治运动,一周后影响广东华侨亦组广东保安捐。马来西亚怡保、槟城、雪兰莪、霹雳等地的同盟会也纷纷集会筹款,迅速汇款支持福建、广东和其他省市的光复事业。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之际,连闻名的保守维新人物、锡矿大王胡子春(永定县人)也剪掉辫子,捐献了5000元叻币巨款支持革命。1911年10月11日至1912年2月12日,仅仅4个月时间,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支援国内革命的汇款总数已达叻币87万多元,其中27万元汇往福建的革命政府。⑩
  据会计,福建光复前后得到的华侨捐款,总数“不下二百万元”。⑾闽籍华侨捐献的巨款,不仅支持了革命力量光复全省各地,而且使故乡土地上刚刚诞生尚十分脆弱的革命政权得以稳定,从而有利于建立新的政权体系。福建保安捐直接与间接提高了华侨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意识与观念,从而种下了日后华侨亲中国的政治倾向。
  陈嘉庚之所以能在辛亥年获得福建保安捐的领导权,成为闽币之主,除了充实的经济地位及其社会声望外,另据杨进发研究,其社会活动力与地盘主要集中在五个组织。第一,陈嘉庚已是怡和轩的会员,会中的不少成员(如林文庆、陈武烈、陈祯祥等等),已对中国政治发生浓厚兴趣。同时,这俱乐部主要拥有闽币有财有势的社会人物。第二,陈嘉庚于1901年参加同盟会,对反清的目标甚同情。参与了同盟会,与思想较进步的分子相接触,这更激发其参与或领导中国政治运动的热情。第三,陈嘉庚是星州书报社的会员。第四,陈嘉庚已于1901年开始便成为中华总商会52位会董之一。1911年初,陈嘉庚且中选为商会10位协理之一。显然,陈嘉庚已是一位社会知名人士。⑿
  历时9个月的福建保安捐运动,由于表现出卓越的组织才能,奠下了陈嘉庚的闽币领导权与地位,亦是其领导的第一个帮会与民族政治有关的运动,对他一生事业影响甚大,或可是为其未来事业之衍因。换言之,福建保安捐为他将来统驭帮会,领导华侨从事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一个关键之机缘。

三、推展华侨教育传播中华文化

  中国民族意识的联系为华侨办教育最主要的动力所在,但也成为其与殖民政府、中国政府两者间产生复杂万端关系的主因。因为华侨身处在两个政府之间,故其必须因应当地的殖民政权与中国情况。因而侨居地办学校,自然无法逃避殖民政府的制约。在殖民政府统治下为了保持华校的独立性,华侨教育反应出的第一个特点是由华侨自己创办的,自己管理。所谓“各国的初等教育,必有政府的提倡、援助、强迫,华侨的初等教育,完全出于华侨的自动”。⒀侨校自始多是由同乡会集资筹办,由董事会管理。陈嘉庚认为当时新加坡教育的一般情况是:
  (学校)量的方面虽略有可观,质的方面不免尚差,其原因不外各自为政,泛而无统,或董事校长任用私人,或因陋就简,种种弊端,颇为不少。盖无教育会之机关与监督领导,亦无我国政府视学员为之纠正,且为各校经济概系自筹,既无财力,虽有教育会亦等于无。⒁
  华侨教育之最终目的,的确是起于认同中国的侨胞普遍恐惧着“子弟为习俗所染,数典忘祖”,故“教育事业,就因之而生”。陈嘉庚曾说:“祖国当局,无论走哪条路,亦须保留我国文化,乃能维持民族精神,因为这是救国保种之道”。⒂所以华侨教育的特质:最重要的是要保住华侨的民族性,对祖国有清楚的认识和爱护,这样的教育宗旨,也就决定了华侨学校的课程多注重祖国语言,学制取之中国,教师来自中国,而课本、图书、仪器也购自中国。由此可知,对家乡的关怀的确是华侨办教育最初的原动力,其认同中国的倾向,也促使教育的力量深入侨界,造成中国民族主义意识的普遍高涨。
  学校受到重视,当然有助于华侨对中国的认同和参与,所以这种“国家”与“国民”的关系,是靠教育来维持。因华侨教育的产生和发展,使华侨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重建了和中国文化的联系,唤起了华侨民族意义的觉醒,增强了华侨的团结。华侨教育,特别是华侨学校在产生的阶段,就已经通过血缘和地缘的纽带,把宗亲帮派内的华侨联结起来,故受华文教育的华族领袖将办教育看成是团结华人的最佳方式,并且侨办教育亦有助于个人社会地位的提升,故新加坡的华侨常以支持或提倡教育为己任,往往个人既是侨领,又是学校的赞助者或董事,陈嘉庚即为最显著的例证。
  陈嘉庚对教育事业之关注始于1894年,当时他捐助2000元在家乡集美办了间惕齐学塾。⒃时年21岁,尚属年轻。惟这之后一直到1906年,未闻他对叻闽二地之教育事业,曾给予特别的垂顾。直至1907年这股热忱方始复燃。在此之前的1905—1906年,客帮、潮帮及广帮人士先后在叻各地创办了数间小学,有鉴于此,福帮也不甘人后地发起创办道南学校俾专供福建子弟就读。创办之初,陈嘉庚仅为110⒄名创办人之一,后来被选入共有60名委员的董事会中,亦为24名专责兴校事宜的负责人之一。截至1907年11月止之筹款活动中,共取得58万元之成绩,其中包括他所捐之1000元在内。⒅道南学校于1907年11月开课时,学生共100名,师资4名。⒆1909年,当道南学校理事人数自60名减至40名时,陈嘉庚仍保留为董事兼赞助人。⒇1911年因表现突出及领导力强乃被众董事推举为助理。自1911年至1929年之间,陈嘉庚为总理约12年,并与道南学校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21)
  1911年,摆在新上任总理面前的急务,是如何将一项筹建新校舍的活动顺利完成。这项活动,在他领导下,筹获义款4万元,他本人出2000元,是认捐最多者之一。(22)在陈嘉庚及其他委员的共同努力下,新校舍终于出现在阿米年街附近,此新校舍毗邻美国领事馆。作为道南学校总理,陈嘉庚无疑为自己巩固了在新加坡福建人士中的领袖地位。
  自1911年开始,陈嘉庚即在新加坡先后创办了五所华校,亦捐赠不少款项予两间英文学府。1915年创办之崇福女校及1918年创办之南洋女校,陈嘉庚皆为创办人之一。南洋女校于1930年改为中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陈嘉庚于1918年发动并领导了新加坡历史上第一间华文中学的倡办运动。此即为坐落于武吉智马路之南洋华侨中学,简称为华侨中学者。
  陈嘉庚堪称是新加坡历史上号召开办中学以容纳华小学毕生的第一人。早在1913年,陈嘉庚即曾自集美致函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吁请开办一所中学。(23)商会却属意陈嘉庚将该意图转呈新加坡南洋教育总会。既然没有证据显示陈嘉庚曾依嘱行事,那就意味着他的这项倡议并未取得任何积极反响。直至1917年,陈嘉庚等一些人士,开始采取一些主动。其中一项努力是由当时道南校长熊尚父所进行的探索工作,结果显示,迄1917年星马二地有近百名小学离校生具备入读中学之资格。(24)随着此项调查结果之公布,创办一间中学的主张死灰复燃。倡议人是广帮首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老板蒋英甫,陈嘉庚马上附和。蒋英甫遂召集一次会议,以为初步之行动,惜会议并未取得任何成绩。后蒋英甫因业务到中国去了,此事遂悬搁起来。
  1918年他自中国返叻后,又因养正学校筹款及业务羁身,无暇旁顾。养正学校及新加坡广帮人士1906年开办者。1918年,同德书报社同仁特举代表往见陈嘉庚后,陈嘉庚方毅然扛起开办中学的这项重任,并马上拟定了首次会议之召集日期。出席1918年6月15日该次会议者,乃星马各地16间华校之校长及其他代表们,他们纷纷就筹款、校名、校址等事各抒己见,讨论热烈,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召开的大会上,共有50名华人代表出席,陈嘉庚被推为临时主席。在此次大会上,他发表了一篇鼓舞人心的讲话,吁请华族人士重视子女教育,非议遗留产业予后人之落伍观念,陈腐做法,亦即在这篇滔滔雄辩之讲词中,他为人留下一段精辟名言:“贤而多财则损志,愚而多财则益过,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作马牛”。(25)他也在谈话中指出,中华民族处于存亡之秋,“诚以救国乏术,亦只有兴学一方,纵未能立见成效,然保我国粹,扬我精神,以我四万万民族,亦或有重光之一日”。(26)大会结束前一致通过兴办一所华文中学的建议,并举陈嘉庚为该筹办中学校之临时主席,林义顺为临时副主席,同时产生两个5人小组,分别由陈嘉庚、林义顺领导,以处理筹款及拣择校址事宜。这次募捐活动共获67.5262万元(27)之认捐额,陈嘉庚本人捐3万元。(28)惟最后实收57.47万元。(29)自华中成立,陈嘉庚即多次担任校董会主席,直至1934年其女婿李光前接任为止。1918年时的陈嘉庚已经是一名华人景仰的侨界领袖之一,此与他在创办华侨教育的出色领导,不无关系。

四、擘设集美学村嘉惠乡梓子弟

  辛亥革命成功以后,随着旧社会的推翻和新政体的建立,新马华人社会亦浸浴在一股新思想及新风气的潮流里,对祖国前途充满乐观与期待,并且加强本身与中国的联系。这种寄望于中国未来的热情转注于办教育上,教育成为开民智,养成新国民的手段。但是,辛亥革命后,中国并没有如预期的进入共和升平的政治时期;相反的,接下来中国面临的是军阀混战与内政纷乱。尤其是在北洋政府统治下,有着众多移民人口的闽南侨乡,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华侨虽远处海外,但家室财产,宗亲戚友均在故乡,目睹“桑梓之沉沦,同胞之涂炭,呼天不应,入地无门,莫不披发樱冠”。(30)政治的纷扰,使华侨有所自觉,既然报国无门,而切身的生存又无法从中国得到任何保障,故对国内政局的态度乃趋于冷漠。政局的纷扰,使得华侨只能将关心焦点放在侨乡,以闽侨而言,关心福建一省的治乱升平,远较关心整个国家的安定更为切实。
  这时华侨办教育又掺杂了更多复杂的因素,其中“救乡运动”是一股突出的趋向。这种救乡运动源于对中国政府失去信心,但却又表现其充满期待的一面。陈嘉庚不只一次提到,闽南文化落后,要靠政府改变面貌遥遥无期;(31)但又常常乐观的说“民元至今,纷乱不已,惟弟有一信念,即信中国的纷乱,为过渡时期之必然现象,二三十年后,国家必可发达”(32)这个时期,华侨办教育反应出其对政治纷乱的不满,但又希望这种纷乱只是过渡现象,等到国家安定需要用人的时候,已经替国家预储了许多人才,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形成华侨教育的一种矛盾性。因为一方面教育是希望替国家培养人才以促使祖国的安定,强大的中国就足以保护海外的这群子民,但这种希望似乎又渺不可期,陈嘉庚的一段话,颇能反应当时一般华侨的心情:
  国事如此蜩螗,愈弄愈坏。光复后以愚蒙之希冀,为再后几年可望渐进佳景,这几年已到,又望加十年八年,可渐好象。至今度之,真愚蒙之希冀矣。(33)
  所以,陈嘉庚除关怀星马华社教育外,仍心系祖国,尤其对侨乡闽省的文化与教育发展尤具热忱。其决心倾资兴学,穷毕生精力以促成之,主要有四个因素。首先是抱憾青年时期的辍学出洋,学问或感不足,希望族人有更良好的学识基础。其次,满清王朝的推翻,对他有很大的鼓舞,使他更“忠诚内向,思欲尽国民份子之天职”认为共和国有前途。(34)第三,陈嘉庚企业有所发展,经济基础优越,固有能力建设闽南文教事业。第四,他自信已能对儒家思想“以天下为己任”有所实践。以“今日国势,危如累卵”,所赖以维系者惟此方兴之教育,未死之民心耳”(35)与其同袍共勉。共和初创,百废待兴,以国民一份子,能为国家尽义务,何乐不为。当陈嘉庚办学的全盘计划具备,他便勇往直前,不畏惧失败。他深信将家乡教育办好是促使中国维新图强的第一步,故决定竭尽所有的搞好兴学办校工作。
  清政府倾覆后,陈嘉庚矢志发展侨乡闽省教育,1912年到集美乡下的一番视察,是触动他1913年在集美兴办一所小学的契机。当时,他目睹乡中孩童,身子裸露,并沉溺于赌博中,不尽感伤谓叹,问及村父,获告村里私塾已关闭,又无力兴办新式学校。他感触良深,“长此以还,十数年后,岂不变成野蛮村落者乎?”(36)然而,要在村中办一所学校仍非易事,首先得劝服村中父老让他利用祠堂充当课堂。集美陈氏族人分成七房,每房自行维持着管理乏善的私塾,每间私塾人数不逾20人,女子则不许入学。他试着先让集美全体陈姓子弟进入学校读书,由自己提供经费,接着再说服村中父老允让集美学校成立之。1913年1月集美学校正式开课,学生踊跃。约为150名,分成五级,教师7名。(37)开办集美学校,从陈嘉庚的财力看来,不足挂齿,然而,它却是同安地区一项突破性的教育成就。在1913年,全体同安居民约为20万,其中计有400名学童分别就读于一所县立小学、四所私立新式小学,而集美学校创办伊始。却一举招收150名学子,竟占全体学生人数的二成半。(38)这项开拓性努力,也引起邻县有心人士的竞起效尤,而他自己也在集美和厦门,接二连三地开办了中学、高级学府、职专等,使之逐步发展为闽南文化、教育及学术中心。
  1913年,他返国还在集美时,曾就福建的教育状况作了一番审视。他发现,同安县立小学“腐败”,原因是该校权操县长,由县长委校长,校长招学生,县长换了,校长与学生也全部更动,故本世纪伊始至今,尚无一届毕业生,(39)此学制危害甚大。至于闽北福州师范中学乃全省训练师资之中学,却发现同样腐败。该校每年招生二班80人,多不公开招考,盖官僚教师及城内富人豪绅子弟,早已登记占满。除了入学标准不一外,毕业生中志愿低,多不顾从事教职,情况让他惊骇,其结果师资必大为匮乏矣。1913年的这一番视察让他产生了这么一个信念:“待力能办到,当先办师范学校,收闽南贫寒子弟才志相当者,加以训练,以挽救本省教育之颓风”。(40)
  1916年因企业颇有所获,且已拥有财产数百万,陈嘉庚遂决意实现所愿,积极推动闽省教育发展。他商遣胞弟陈敬贤回乡开办师范与中学,负责建校及招聘教职员等等。陈敬贤虽乃依兄长之嘱进行工作,惟将计划一一顺利落实,不负所托,功不可没。不仅如此,他还自闽南30余县网罗无数贫寒且才志相当之学生,此责尤较建校、罗致教职员等来得艰巨。1918年3月,二校终于落成开课,师范生120余名。为减少家长负担,陈嘉庚乃规定,师范生一律免收学、膳宿费,中学生则仅收膳费。1917—1918年间,为二校建筑与维持经费,陈嘉庚共耗30万元之数。(41)
  自1927年3月开始,集美所属各教育组织统称“学校”。这些概由他一手创办及赞助的学府计有:男子小学一所,女子小学一所,男子师范一所,男子中学一所,水产航海学校一所,商业学校一所,女子中学一所(前身为女师),农业学校一所,幼稚师范一所,国语专科学校一所(后并入厦门大学),总数在10所之多。就读者多为闽粤二省之青年,亦有少量南洋子弟,这些小学、中学与职业学校由集美学校统一领导管理,故统称为集美学校,1923年孙中山大本营曾批准“承认集美为中国永久和平学村”。(42)
  除上述以外,陈嘉庚也在集美开办了一所幼稚园,一所医院,一所科学馆,也设立了一个教育推广部。教育推广部成立于1924年,教育推广部在促成全闽70所中小学之成立与维持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43)
  陈嘉庚是一位华侨商人,凭借着庞大的资产,在中国政治纷乱时,贡献一己的力量将自己的想法具体落实在教育活动上,而明显的可以看出,初期他仍以家乡为关怀范围。其在家乡办教育的最终意义,乃着重于提高和改善彼等家乡之教育水准及设备。他在侨乡推动教育文化,兴建中小学,目的亦收光宗耀祖,光大门楣之效。在集美、同安的教育贡献,为他在海外及闽省赢得教育文化推动者之美誉。其传奇性特色已足以巩固他作为新加坡一帮之首的坚实地位,也提高了他作为星华社会领导的地位。

五、创办厦门大学提升闽省文化水平

  许多华侨也曾注意到教育的重要性,但如陈嘉庚这样对教育有着很高的使命感,并且不厌其倦,博得倾家兴学的称誉,是极为特殊的。做为一位华侨富商,他具有华侨办教育的诸多特质;政局纷乱的一种救国之道,或者是突显其本身对侨乡的关怀,甚至有时超过对整个国家民族的关心。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但陈嘉庚的海外事业仍继续发展。由于推翻满清王朝,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并未带给祖国繁荣与富强,内政混乱,外侮日深,国几不国,陈嘉庚痛心疾首,他写了“致集美学校诸生书”,大声疾呼“吾国今处在列强肘掖之下,成败存亡千钧一发,自非急起力追,难逃天演之淘汰”。(44)国家民族急起力追,需要大批专门人才,在创办集美学校的过程中,他多次遇到校长难找,教员难聘等困扰,深感大学教育的重要性。他把大学在教育中的地位比为机器中的发动机,而中小学和中等专门学校只是它的附属品,“欲求附属品发达,非赖有完全之发动机不可”。(45)改变专门人才和中等学校师资奇缺的办法,“非速筹办大学及高师,实无救济之良法”,于是他决意回国倡办大学,以此希望有志之士闻风既起,同心协力,振兴中华。
  1919年5月陈嘉庚回国时,正是五四运动席卷全国,中华民族出现新的觉醒之时,尤其“民主”与“科学”口号的提出,也给他办学的活动以很大的推动力,其重回集美家乡,即亲自四出勘查校址,最后相中了厦门五老峰下的演武场一带。演武场是明末民族英雄郑成功练兵之所,清代为阅兵场,在校址的选择与考虑颇为深远,蕴涵了其对侨乡的重视和身为华侨的主观愿望。他在“南侨回忆录”中曾说:
  教育事业原无止境,以吾闽及南洋华侨人民之众,将来发展无量,百年树人基本伟大,更不待言,故校界之划定需费远虑。西既迫近乡村,南又临海,此两方面已无扩展可能,北虽高山若开辟车路,建师生住宅,可作许多层级由下而上,清爽美观,至于东向方面,虽多阜陵起伏,然地势不高,全面可以建筑,颇为适宜,计西自许家村至湖里山炮台,北自五老山,南至海边,统计面积约2000余亩,大都为不毛之公共山地,概当归入厦大校界。(46)
  此校地风景奇佳,北面五老峰,峰下有古刹南普陀寺,南面濒临大海,山水映辉,距市区约五六里,巨轮入港必经附近海面,与南洋交通联系方便,方便侨胞子弟回国求学。陈嘉庚重视厦门之地理位置,是因为“厦门虽居闽省南方,然与南洋关系密切,而南洋侨胞子弟多住厦门附近,以此而言,则厦门乃居适中地位,将来学生众多,大学地址必须广大,备以后扩充”,(47)从百年树人眼光,学校规模要发展为数万人,这里的条件最为理想。选中校址后,陈嘉庚印发“筹办福建厦门大学和附设高等师范学校通告”,阐明创办动机和目的。
  专制之积弊未除,共和之建设未备,国民之教育未通,地方之实业未兴,此四者欲望其各臻完善,非有高等教育专门知识,不足以等而达。吾闽僻处海隅,地瘠民贫,莘莘学子,难造高深者,良以远方留学则费重难期。长此以往,吾民岂有自由幸福之日耶?且门户洞开,强邻环伺,存亡绝绩,逼于眉睫,吾人若复袖手旁观,放弃责任,后患何堪设想!鄙人久客南洋,志怀祖国,希图报效,已非一日,不揣冒昧,拟倡办大学校并附设高等师范于厦门。(48)
  陈嘉庚当时指出,全闽人口3000万,却无一所大学,而邻省如广东、浙江、江苏等,公私立大专学院及医科等大学林立。而我国大学,国立仅有北京大学,其余多属外国人主办,其科目不过神学、文学、医学而已,如农、工、商等,则少有所闻,他希望这些欠缺之科目能在厦大出现。他呼吁各方支持,为厦门大学筹集每年数十万或数百万元的经费和千万元的基金,并当场认捐开办费100万元,当年交清,经常费300万元,分12年付款,以为表率。并表示:“财自我辛苦得来,亦当由我慷慨捐出”。(49)“并亲自来中国经营,以冀将来事业成功”(50)使东南亚富侨有所感动,提供拨款,使厦大不断茁长、壮大,惟后来之事实证明,他的想法未免失诸于天真与乐观。
  1920年4月6日,厦门大学假集美中学新校舍“即温楼”正式开学。校训是:“自强不息”。陈嘉庚在开学式上,作了长篇演讲,大意是:创办大学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高深的学问,二是雄厚的资财,而本人两者均无,却敢于开办大学,足见太不自量了。但不能抑止的愿望所由产生,是感到中国今日之所以积弱,民智之所以未开,民性之所以皆自私忘公,乃因教育不发达。为使教育发达,必须普及教育,而教育之普及,非得专门人才不可。他语重心长,期待三五十年后看到中国教育的普及。促使陈嘉庚有这份为国育才的重责大任是有其背景与因素,潜藏在他心里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是推动其创办一所大学的最主要动力。所谓民族主义,无非是他促进中国教育向上发展,并为中国造就维新图强所需各款专才的一种渴盼。他曾强调,大学在校生对于一个具有良好秩序的中国的重要性。至于他本人,他说,责任仅在为厦、集二校提供经费,使之得以教育数千在籍学生,俾每年造就数百毕业生,他深信这样一来,不出十年光景,即会有5000—7000名毕业生散布社会各个领域,一个具有良好秩序的中国则指日可期。(51)
  厦门大学,是当时福建省惟一的大学,又是国内科系最多的五所大学之一和最早招收女学生的七所大学之一。初创当时,厦大设师范(内分文理两科)与商学两部,学生共有120名。1920年5月9日,厦大在厦门演武场奠基开工。厦大第一任校长邓萃英,原任北京教育部参事,开学后仍留在北京,故为陈嘉庚与学生们攻击,获得“挂名校长”的丑誉。邓5月间辞职。6月林文庆回国就职校长,放弃其本身在新马的事业以及好几百万的资产。在林文庆校长的努力下,厦大也开明的招收女生,回应五四运动妇女解放的号角。1922年2月第一批校舍落成,厦大便从集美迁到演武场校址上课。1924年,厦大教育科、商科、新闻科并入文科,改称学系。1926年,厦大国学研究院开办。几年之间,就发展成为设有文、理、工、商、法、教育等学院,成为国内综合性大学的最高学府之一,并以“面向华侨,面向南洋,注重实用,注重研究”的特色闻名中外。
  陈嘉庚在创办厦门大学过程中与民主国家财团办学使学校资本化的目的,表现全然不同的性格。他的目的只是振兴国家,以免落后,并祈以身作则,感动其他华侨为振兴民族教育而献力。所以,他不仅没利用厦大为自己增值资本,反而做出重大的牺牲。最初,每年须承担厦大、集美两校的费用高达八九十万之多。20世纪30年代初期,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公司营运面临极度困难,亲友中有人劝他停止集美、厦大两校经费,以维持企业,但他认为:“两校如关门,自己误青年之罪小,影响社会之罪大,在商业尚可经营之际,何可遂行停止。一经停课关门,则恢复难望”。(52)所以,他断然决定“企业可以收盘,学校绝不能停办”。就这样,陈嘉庚独立维持厦大16年,直到1937年春,他为全力维持集美学校,只好将厦大无条件献给政府接办,改为国立大学。陈嘉庚对教育的奉献,除了国内集美、厦大的投注心力之外,其在侨居地也有不可忽视的华侨教育事业的贡献,他的办学精神,随着其地位愈来愈重要,影响力愈来愈大,也就鼓励了广大华侨积极办学,影响华侨在侨居地和家乡热心兴办教育、提升文化水平的良好风气,自己也获得“倾资兴学”的美名。

六、结语

  综上所述,陈嘉庚在辛亥革命时为安定故乡政局,领导闽籍侨民捐款救乡,使得闽省有了稳定发展文化的政治环境,在侨居地星马,关心中华文化的赓续传承,积极推动华侨教育,使侨胞心向祖国,中华文化在海外得以继续发扬光大。难能可贵的是,在其事业有成之时,仍然不忘将资金投注于家乡的教育事业,设置集美学村,普及乡人基础教育,充实职业技能,并开办厦门大学,培植高等人才,提升了闽南的文化水平。尤其,集美学村与厦门大学的创设与发展,不但使得陈嘉庚桃李满天下,也造就了许多卓越的领导人物,所以在民国初年的陈嘉庚已扮演着传播中华文化与提升闽南文教水平的关键角色,其在侨居地及家乡的教育投资与奉献是空前的,此时他对处理金钱的方法为“贤而多才则损志,愚而多才则益过,儿孙自有儿孙福,勿为儿孙做马牛”,又谓“金钱如肥料,散播才有用”,再“念社会事业,当时时随力,积渐做去。如欲待富而行,则无有可为之日”,作为一位身体力行的实践者,陈嘉庚承认“自民国初年,已准备将财产捐出”,故能在星马与闽南创办学校,振兴教育,为文化教育奉献一己之力。
  中国教育家黄炎培曾说:“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的,只有陈嘉庚先生一人”,后来他又进一步评价说:“先生发了那么丰富的资产从没有在故居添置一椽一瓦,添一些时装装饰,完全符合敝庐两字,而先生所办的学校校舍那么辉煌宏伟,都是我亲眼见到的,大公无私,先生真当得起四字”,可见陈嘉庚倾资兴学之美名确为实至名归。今天我们庆祝闽南文化节之同时,应怀思陈嘉庚为乡梓兴学的事迹,共同学习其无私奉献的精神,齐心为提升闽南文化水平而努力。

  作者陈长源系台湾教育主管部门编译部主任;江炳伦系台湾“中华教授协会”/“中华文化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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